格物致知是朱熹提出的吗

核心提示:“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中的认识论学说,但也同时分为各有侧重的学派。“理学”,自北宋产生,盛行于南宋和明,衰落于清。这期间,涌现众多学

“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中的认识论学说,但也同时分为各有侧重的学派。

“理学”,自北宋产生,盛行于南宋和明,衰落于清。这期间,涌现众多学派,影响广及千年。

朱熹,与程颢、程颐属于狭义“理学”,以“理”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被称为“程朱理学”。

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理一元论哲学”的认识论。

二百多年后明代王守仁,号阳明,与陆九渊为“心一元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格物致知”认识论,自然以“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理一元”和“心一元”,就是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学说的最大区别。

朱熹和王阳明,分别是宋儒和明儒之翘楚。他们的理论,皆根源于先秦的儒学。

“格物致知”,载于《礼记.大学》。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据称为西汉今文经学创始人之一戴圣所作,是学习孔子传下来的“礼经”的笔记,因而称“记”。
关于《大学》,郑玄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礼记》的这篇文章,主要论述君子个人修养与为政治国的关系;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总纲”;然后具体讲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七个步骤。这七个步骤中,“修身”是根本。

“格物”,唐孔颖达《疏》云:“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这是说,“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原理。

“致知”,孔《疏》云:“初始必须习学,然后乃能有所知晓其成败”。“知”,指知识。孔颖达认为“致知”,就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

朱熹,认为《大学》这篇文章很重要。于是将其与《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将《大学》置于首篇。

朱熹的儒学前辈程颐,已经将“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来论述了,只是还不是高度重视。

朱熹则在程颐研究的基础上,上了一个档次,不仅高度重视“格物致知”,还总结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论”。

这里要插上几句。前面说到,朱熹属于“理一元论哲学”。他在程颐融合佛教观念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即“总合天地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又各自有一个理;然而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一个理的体现”。

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关于“理”的认识论。

他说,“格”,为至为尽;“物”为事。“格物”,是“即物而穷尽事物之理”。“致知”,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

他进一步说,从格物到致知是认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过程,也是积累到贯通的过程。格物与致知是认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宋朝,和朱熹同时,还有一个大儒,叫陆九渊,号象山,家学深厚。

他创建了著名的“象山书院”,培养大量弟子,时称其与兄陆九龄为“江西之学”,与朱熹的“闽学”,并称“朱陆”。

陆九渊对《大学》的理解,换了一个角度,他认为,心即是性,即是理,由此开创了理学中的“心学”一系。

王阳明,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认为,“格物”,是为“正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

王阳明的弟子,在《传习录下》中,将老师“格物致知”的理论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后人,称这四句话是“王门四句教”。

《礼记.大学》所讲的“七步骤”,包括“格物、致知”,原意是作为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

但从宋代理学的程颐开始,则将其上升到联系“本体论”的“认识论”高度。

比如朱熹,他认为,“理”为“本”,“气”为“具”——“理”是“本体”,“气”为具象。他以此说,与稍长于他的张载的“其本论”哲学相抗衡。

比如王阳明,他认为,心的“良知”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就是说,“心”在本体论方面是事物的源泉。

各自不同的本体论,也使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认识论功能的认识上,形成了很大不同。

朱熹说,“格物致知”,在于“即物穷理”。就是必须通过事物的具象,而深入认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理”。

王阳明说,“格物致知”,在于“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知。

用任继愈老先生的话说,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王阳明,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宋明理学,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代表人。在“格物致知”认识论的研究上,也呈现多元局面。

明代的罗钦顺,是当时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他与王夫之,都受朱熹影响,关于“格物致知”,在“尽吾心中之理”方面,有所发挥。

明末清初的颜元,则对“格物致知”各种理论作了一番总结,认为,“格”就是“手格猛兽之格”,即亲自动手去做;“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强调了认识和习行的结合。

宋明理学,是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的结晶和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理学各家对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重大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大大深化了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水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总体上,理学,作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统治起了稳定和维护作用。

另外, “理一元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心一元哲学”中强调的道德主体价值和个体自觉,都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早期启蒙的作用。



理学在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有广泛传播和影响。所传及之国,往往形成了源自中国而又结合其本国情况的的“气学派”、“朱子学派”和“阳明学派”。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最早,“科学”的汉译是“格致”。

19世纪70年代,在英国人麦华陀倡议下,中国学者徐寿和英国学者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成为当时西学东渐和中外人士研讨西学的中心,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风俗的转变。

通过这两件事,可见“格物致知”影响之深。

从个人角度出发,我眼中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一句话: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一句话:知行合一!

朱熹和王阳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朱熹认为天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个规律掌管着天下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礼义廉耻还是人间烟火,统统都在这个规律之下。

但这个规律并不是随便一个人能达到的,必须按照他老人(以及孔孟两位圣人)的指导,严格遵守并一点一滴的实践。消灭自己作为人,身上存在的诸多欲望和问题,最终就能成为像孔孟一样的圣人。

而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规律,但这个规律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要像孔孟一样做的那样好,才能成为圣人,而是让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自己的行为统一起来,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去发现天理并做好它,这个人就是一个圣人。

朱熹说的那种圣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连他自己也做不到。但因为这样做,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才能掌握话语权,成为这个社会的上层人。

所以他的这些理论,我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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