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璞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剧曲诗歌集》横空出世，像“公开”的电波，“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由此“开一代诗风”。闻一多在1923年的书评中就发出著名的赞叹：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1931年，诗集印行已经十年，钱杏邨还极为夸张地说， 《女神》是“中国新诗坛上” “仅有的一部诗集”。而今，这部诗集已经一百周岁了，我们还能从中读出“新”意吗？我想试着谈一谈《女神》中的另一种“两性结合”。
为什么是另一种？为什么“两性结合”要加引号？两性爱欲的意象可不是什么新话题，毕竟，《女神》的背后正是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的跨国族热恋。诗集题为“女神”，而其中以“Venus”这位掌管爱和美的女神为题的一首，就把“爱嘴”比作“酒杯”。但我所谓的“两性结合”却另有所指。不妨来重读诗集中的名作《笔立山头展望》，这首短诗在闻一多评论中就已受到特别关注，和“时代精神” “动的世纪”等主题紧紧相连，成为了新诗史上的经典：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该诗作于1920年，极充分地展示了郭沫若《女神》写作爆发期的“抒情站位”。彼时的郭沫若，是日本帝国大学九州分校的医学生。大正年间的日本正在经历迅猛的工业现代化，按照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说法，郭沫若甚至也可以算是“大正青年”，但他不在消费主义兴起、遍布“咖啡馆女郎”的东京，而是生活在九州岛，有机会登高眺望日本的工业发展和海上贸易。笔立山下便是门司市。经过九州大学岩佐昌暲教授的细心考证，我们得知，就在此诗写作前几年间，门司从一座小渔港一跃成为工业城镇，岸上工厂林立，水面海运繁忙。郭沫若所展望的因而不仅仅是自然风光，而是现代的、繁忙的滨海盛景。风景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修辞“装置”；如果说经典浪漫主义常以大自然的“崇高”和“优美”为抒情风景，那么，站在笔立山头，郭沫若所“绘制”的风景，却是自然的工业化，是自然和工业的结合，是“自然与人生的婚礼”。这里的“婚礼”已有一点两性结合的意味在。
现代性的动感（“……着在”）、主体的兴奋（“我的心脏”）、爱（丘比特）的热烈……这样一种新的物我交融的抒情风景，竟又以“轮船”为关键。在中国的“天下”崩溃、现代转型的体验中，蒸汽轮船这一意象实在耐人寻味。西方世界的“船坚炮利”，是百年屈辱史中的初始印象。而在“五四”时代，身在日本的青年中国诗人把现代工业的动态视作大自然活力的新进展，如此“灵视”以一个极精彩的比喻达到了高潮：诗人把蒸汽轮船“烟筒”冒出的浓烟——一种工业化“崇高”——比为牡丹花——一种富有传统诗意的自然“美”。自然和工业之间的类比表达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狂喜认同。
诗中“烟筒”的物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业美学的滥觞之一，在一种简单化的性别观中，它是和所谓的现代“雄壮”联系着的，而雍容的牡丹在中国古典中却又和传统“女性美”相通。这么说来， “黑牡丹”这一“二十世纪的名花”妙就妙在“雌雄难辨”，在两性窠臼之上，显出一种“结合的性感”。自然与人生的“婚礼”， “优美”和“崇高”之间的比拟，便是自然与工业文明的结合；Cupid的爱欲，便是现代性的力比多。
全诗结尾处的呼语（apostrophe），不仅把蒸汽船的浓烟比作“二十世纪的名花”，更把这正在席卷东亚、席卷全球的工业美感命名为——“近代文明的严母”。近代文明为何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类型，只是所谓“严父”或“慈母”，而必须是“严母”呢？这一回的“卒章显志”，既是“浪涌”的水到渠成，又在形象上有点出人意料。有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告知，日本人的确有“严母”的说法和文化偏好，郭沫若或许受了影响。但我却希望再多做一点联想。
这里的“严”，当然是指现代文明的“严厉”，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了“雄壮”的历史必然进程。但另一方面，这“严厉”的，却又是“母亲”，是“母题”和“母体”，孕育着生产力和人的自我更新的能量。众所周知，对“力”的礼赞，对“永恒之女性”的崇拜，是《女神》两大主题，这两者在这里悄然合而为一。在诗人的想象中， “近代文明”正是雌雄同体的理想型，是两性结合的新典范。同样众所周知，从《女神之再生》到《凤凰涅槃》，又有一个以“女性”为人类更新之机的线索，我想强调，郭沫若的“永恒之女性”已然是两性结合体，是雌雄同体的“一切的一”。两性合二为一，由爱欲主题转为文明视野，乃至代表了某种文化政治欲望，透露出《女神》的现代人性理想。
这是不是我的过度解读、牵强附会呢？未必。其实，早在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中，雌雄同体的人性范型就是乌托邦想象的一部分。和圣西门派有关的各类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构想新社会，而且构想两性合体的新人类，把亚当和夏娃两个名字结合起来，提出“亚当夏娃主义”，又命名这种理想型为“母父” （le Mapah）。从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搜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读到“圣西门公式：男人记忆过去；女人神启未来；二者结合洞察现在”，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乌托邦信仰， “在上帝中发现了女性和男性因素，力图通过神职的婚姻来复活这些因素”，在这样的信仰中， “父”是“铁一般”的， “母”是拯救的恩典，而两者必将“拥抱”。
两性结合成就理想人类社会，这样的意向，最终又在郭沫若对歌德《浮士德》的翻译中完成了隐喻。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僵持期，郭沫若终于译成了《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简论》中，他对浮士德灵魂得救这一结局进行了中国革命的解读。在他看来，浮士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个人主义，而甘泪卿/永恒之女性代表了人民民主，她携众天使出场救赎浮士德的灵魂，意味着天堂也起了“性别革命”。进步个人和人民民主的结合，也是“两性结合”，这才是中国《浮士德》的大结局，是中年郭沫若所憧憬的中国革命新图景。
当然，今天回看，不论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中国诗人郭沫若，他们的“两性结合”理想仍受制于“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这样的二分法，未脱于性别刻板印象。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隐藏其中的乌托邦因素，那是向往和“展望”，朝着一种充满性感爱欲而又超越性别区隔的新人性、新文明。
“两性结合”的论旨大体如此，本该收笔，但我们由“自然和人生的婚礼”也可以联想到《女神》中除此之外的“婚筵”，比如《日暮的婚筵》：
夕阳，笼在蔷薇花色的纱罗中，如象满月一轮，寂然有所思索。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个平静的样儿，可他嫩绿的绢衣却遮不过他心中的激动。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笑语娟娟地，在枯草原中替他们准备着结欢的婚筵。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联想到，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最早把摩尔根、恩格斯等人的婚制理论引入中国古史研究，从婚制提供了社会变革的新视角。而在他的自传作品《黑猫》中，他又把自己的包办婚姻的婚礼讽刺为各种原始社会婚制的历史“孑遗”。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
（作者为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女神》是如何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贯穿在《女神》的绝大多数重要篇章中，它正反映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持的彻底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盘》和《女神之再生》。
《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他在写这诗的前两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意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曾说《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和《凤凰涅盘》一样，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盘》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动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匪徒颂》则是为反对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的。他们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满怀愤怒地写下了抗议的名篇，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革新作用的一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由衷的赞扬。虽然诗人这时候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他对一切反抗陈规的革命和一切外来思想毫无轩轾地加以吸取，但这正是“五四”时期一般要求进步和改革的青年们的共同特点。在这些诗篇中，最能表达他对祖国眷恋深情的是《炉中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歌的奔放，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的确，诗人是在燃烧着。他还说他这卤莽的黑奴胸中有“火一样的心肠”，他在被活埋到地底以前原是“有用的栋梁”，并且庆幸自己能够“重见天光”。诗人愿意为祖国赴汤蹈火，这是因为他从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地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信念。然而，“五四”后的中国虽已在新的斗争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浓重的黑暗毕竟还有待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去驱除，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企望真是过于殷切了，因此当他回国以后，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惨象：“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终于觉得“这位姑娘”辜负了他的“思量”：“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注：《女神·上海印象》)这种沉痛的呼喊，同样表达了诗人爱国主义的激情。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
对于劳动、对于工农群众的景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象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
《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虽然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所以如此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内有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影响。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为刘海粟的画《九溪十八涧》题过这样的诗句：“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溪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移用这些句子来说明《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充满叛逆精神的大胆创造，同样是十分贴切的。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
让男人眼前一亮的“女神”，都是有共性的，和长相身材无关，为什么？
在咱们的日子中，往往都有许多漂亮的小姐姐，可是也有许多不漂亮的，这就形成了比照。其实相对于来说，许多不漂亮的，或许长相一般的更简略脱单，而漂亮的更不简略脱单。其实能够让男人眼前一亮的女人，都是有共性的，不是美丽就完事了，美丽并不代表全部，有共性才是持久的。
两性关系不应该只约束在外表在咱们的传统观念里，总会觉得那些长相漂亮、身段妖娆的女人，更简略让男人眼前一亮，然后产生好感，招引自己的视界。诚然，谁都喜欢漂亮的人，由于她们代表着稀缺资源，能够散发着夸姣的消息，光是看一眼，就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但，当咱们的思想办法日渐成熟的时分，就会发现两性关系不应该只约束在外表。
尽管好的外在形象确实能够作为一个敲门砖，在一定程度上去反映一个人热爱日子的情绪。但那终究只是表象，咱们和他人同处的时间长不长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也便是说，假设一个人空有其表，可是毫无内在，那么在外在形象带来的视觉体会褪去的时分，就会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没有其他招引自己的当地了。在两性关系中，那些能够让男人眼前一亮的“女神”，其实都是有共性的，而这些共性和长相身材无关。
聊天办法：谈吐高雅，娓娓道来一说到知性美，许多人榜首时间想到的便是董卿。她站在《朗读者》的舞台上，为咱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诗篇盛宴；她站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为咱们带来了一首又一首美丽的诗篇。有人说，董卿一开口，便是一种如沐春风，便是一种人世盛世，听她说话，是一种心灵的清洗，是一种魂灵的熏陶。之前，有人曾在知乎上问“女人身上的哪些特征最减分”，议论区的高赞答复是“话多而不精”。
语言是人际关系的一座桥梁，它能够让个人在静态的情况下，只通过说话便给他人了解自己的时机。有的女人很善谈，可是她的话经不起琢磨，说来说去都不过是长时间输出同一种内容算了，听得时间就会觉得厌烦，由于话说三遍淡如水。
爱笑的女生，会融化男生的心房俞敏洪说：使这个世界绚烂的不是阳光，而是女生的浅笑。爱笑的女生命运不会很差，相同的，爱笑的女生，爱情运也不会差。没有哪个男生会不被女生的笑脸感染到，一个爱笑的女生，自带招引力，只要一出现，就会立马招引到男生的眼球，让他们移不开视界。
尤其是在爱情初始阶段，两个人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深化了解之时，女生的笑脸就已经刻入男生的心目傍边，有了这一初形象，日后便很难更改。其实很简略就能够了解，如果一个耷拉着脸的女生，和一个笑起来甜甜的女生在一起，你会挑选哪一个呢？答案很明显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