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下文简称《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又各自起到什么作用？而且相对于《春秋》的三个版本，可能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传”竟然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春秋三传”以及背后的巨大力量。

上图_ 汉高祖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这次巨大的危机，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接下来的继任者们不敢不引以为戒，因此文景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无为而治的时代。都说我国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时代是北宋，但在笔者看来，文景时代才是这当之无愧的“最美好”。这一时期，由于皇帝的充分放权，不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进步，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与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大进步。

文景两代帝王之所以推崇无为之治，是因为他们秉承着“只要能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会保证帝位稳定”之原则。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为什么皇帝“必须”得姓刘的问题，这就成了汉武帝亲政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就是这《公羊传》。

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至于《公羊传》的来历，不难查阅，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传》的写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加以主观的诠释而形成的传体经本。《公羊传》强调的是，《春秋》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意在阐释各类大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我们且不论《公羊传》微言大义的合理与否，但是这种“主观诠释”的方式，似乎就给了解决“皇帝刘姓”问题的突破口。

果然，之后《公羊传》的门人，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很好地解决了“皇帝刘姓”的问题。其中心思想简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问世之后，他极力鼓吹的“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汉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为当时名声大噪的哲学大师。

上图_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

为了给“谷梁学说”正身，也为了解决当时学术派别纷争的问题，汉宣帝特地组织召开了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讨大会——石渠阁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直接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简短记载来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谷梁学说的学者们厚积薄发，辩论中多次压倒公羊学说学者。汉宣帝顺理成章地将“谷梁学说”加入到了五经博士行列之内。

当然，面对谷梁学说的崛起和对自己的冲击，公羊学说人士并没有过多展现“视死如归”式的愤慨，而是很识相地做了妥协。这样既不会得罪皇帝，还能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利益。这可能就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风骨。

上图_ 西汉 匈奴版图

原来，由于西汉学术长期被几个学说流派所占据，形成了一个个的以学术分类的板块团体，这些团体就是学阀。这些学阀大部分带走强烈的儒教特性，不容他人质疑，更不允许创新。而且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学阀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以及对其他学术的疯狂打压与排斥，这导致了，整个西汉学术水平照比先秦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政治资源长期被学阀霸占，朝堂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西汉统治表现出失望与不满。

而对这种不满，表现出忧心忡忡并试图改变的代表人物，就是汉哀帝刘欣与宗室刘歆。而刘歆试图击败学阀的“武器”就是《左传》。在刘歆等人的倡导下，以及很多在野学者们对《左传》等“古文经说”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左传》的地位也随之升高。

上图_ 刘欣（前25年－前1年8月15日），即汉哀帝

汉哀帝纵情声色英年早逝，不值一提。而刘歆本想利用王莽对于“古文经说”的支持而改变西汉的学术风气。但事实却是，刘歆的学术改革行动，最终却成了王莽篡位的“垫脚石”，甚至他本人也不自主地成为了王莽篡位的帮凶。当王莽的新朝政权失败之时，刘歆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虽然这次对于儒教学阀的冲击以失败告终，但是毕竟是开了一个头。而汉代的学术之争，东汉时期继续上演。

作者：王金百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郭建龙/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2】《春秋三传》《汉书》等历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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