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部到达井冈山，为了团结袁文才，毛泽东不停给他讲道理，并且送了100条枪。

秋收起义残部不到千人，枪支不多，很多战士都用冷兵器，能送给袁文才100条枪，足见毛泽东的诚意。

这份大手笔的见面礼，让袁文才很感动，立即回赠了1000块大洋，给毛泽东的部队补充给养。

经过这次互动，毛袁对彼此的印象非常好，袁文才和王佐准备接受改编，和毛泽东的部队并肩作战。

1928年2月，原井冈山部队的番号，变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是团长，王佐是副团长兼营长。

事业稍有起色的毛泽东，特别想念板仓的杨开慧，但由于交通线已被破坏，井冈山和湖南根本没法联系。

毛泽东不知道杨开慧的生死，杨开慧也不知道毛泽东的生死，他们好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井冈山有个银匠吴福寿，经常走街串巷做生意，毛泽东便找到吴福寿，请他下山一趟，帮忙打听杨开慧的下落。

吴福寿跑了一趟，没有任何消息。

毛泽东把杨开慧在长沙的住址写下来，请吴福寿再跑一趟，他又下山打听，还是没找到杨开慧，却听到一个消息：

杨开慧已经牺牲了。

消息传回井冈山，毛泽东瞬间崩溃，吴福寿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人，就在旁边陪他坐着。

情绪稍微稳定，毛泽东起身走到桌边，提笔抄了一首李煜的《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其实杨开慧没有死，只是毛泽东不知道而已。

自从毛泽东离家之后，杨开慧就带着孩子到长沙板仓隐居，为了防止国民党抓捕，平时基本不出门，甚至连孩子都改姓了杨。

为了自保，杨开慧和乡亲们想出一个办法：到处散播杨开慧已死的消息，让国民党信以为真，以后就不会再来抓捕了。

这个烟雾弹放出来，国民党军为了领赏，也在四处传播杀了杨开慧，再加上湖南和井冈山失去联系，毛泽东听到的消息，自然是杨开慧已经死了。

如果真的能联系上，杨开慧的信早就寄出去了，也不至于藏在板仓杨宅的墙缝里，80年代才被人翻出来。

真是造化弄人。

毛泽东伤心的大病一场，袁文才叫来干妹子贺子珍，让她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俩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等毛泽东病好了，袁文才和王佐对他说：

“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

这是想联姻了。

其实他们的想法很正常。

毕竟是两支军队合并，在那个诸事草创的蛮荒年代，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按照社会潜规则来说，成为真正的自家人，才是值得信任的。

正好毛泽东和贺子珍处出感情了，就在1928年6月下旬摆了几桌酒，宣布结婚了。

直到10月底，去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回到井冈山，才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等人都活着。”

他是什么心情，没人知道。

再过两年，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杨开慧遇害的消息，知道这次是真的，难过的又哭了一顿，大病一场，艰难的写出八个字：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二、

10年红军岁月，陪在毛泽东身边的始终是贺子珍。

1929年初，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准备到江西开创局面，贺子珍和4000名战士背起炒熟的大米，穿着长满虱子的棉衣，走上生死未卜的前路。

行军第三天，他们才吃上第一顿热饭，到春节前夕打下瑞金，部队牺牲过半，甚至有些人是在路上冻死的。

而那个时候贺子珍已经怀有身孕，当年3月就生下长女毛金花。

挺着大肚子行军，想想也苦的要死，但贺子珍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跟着毛泽东，做些能做的事情。

后来“留苏派”进入苏区，毛泽东被排挤夺权，过了3年鬼都不上门的苦日子，照顾他起居饮食的依然是贺子珍。

男人在事业低谷的时候，会特别珍惜眼前人，极有可能在那几年里，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感情，不弱于杨开慧。

贺子珍对毛泽东则是彻底沦陷，这么一个沉雄高远的人物，哪个少女不喜欢。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准备长征。

按照规定，没有行动能力的孩子不能随军，只能留给江西老乡抚养。

毛金花出生不久便送出去了，毛泽东和贺子珍身边只有毛岸红，现在部队长征，也要交给留守的毛泽覃和贺怡抚养。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属于亲上加亲，毛泽东和贺子珍非常放心，就这么上路了。

而此时的贺子珍，又怀孕5个月了......这个孩子生在贵州，贺子珍只看了一眼，就被战士们送给老乡了，随着带着13块大洋和一张纸条。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打仗，连孩子一眼都没见到。

嫁给毛泽东8年，贺子珍连生4个孩子，却一个都留不住，可想而知是什么心情，铁打的女英雄的扛不住啊。

而且贺子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参加长征时只有17岁，在红一军团做司号员。

部队进入毛儿盖藏区的时候，已经几天没吃到东西了，贺敏仁正在长身体，饭量特别大，几天不吃饭都要疯了。

有天实在忍不住，贺敏仁跑到喇嘛庙里，想找点吃的，结果被人揭发，说他偷庙里的银元。

红军的纪律很严格，吃老百姓的萝卜都要放块银元，怎么可能容忍偷银元，而且还是藏区喇嘛庙里的银元，这可是涉及民族问题的红线了。

要知道刘伯承和小叶丹结盟不久，正做为民族团结的案例在宣传呢，这时候冒出个贺敏仁偷藏区的银元，算怎么回事？

师部为了重申纪律，把贺敏仁抓来直接枪毙，根本不让他求救。直到清理遗物才发现，贺敏仁的包里根本没有钱。

贺子珍听说弟弟被枪毙，难过的不行。

孩子都没了，弟弟也死了，丈夫在前线忙的没时间理她，做为一个女人，贺子珍其实什么都没有了。

除了心情不好，她的身体也受伤了。

有次贺子珍和部队在村里休息，突然有几架飞机来扔炸弹，贺子珍为了抢救伤员，被炸了17处伤口。

其他人赶紧把皮肤里的弹片取出来，但是嵌在骨头和肌肉里的弹片，没有专业工具根本取不出来，贺子珍就带着这些弹片，走完了长征。

毛泽东平生不爱哭，除非忍不住。

到了延安之后，他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落泪，最近些年只有三种情况落了泪。一是听不得穷人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的眼泪，我忍不住也要流泪。二是跟我的警卫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牺牲了，我难过的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受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一日夫妻百日恩，携手相伴近八年，多少艰难困苦都走过来了，毛泽东怎么可能没感情。

但就是从此时起，毛泽东和贺子珍走上不同的人生路，他们的心境随着改变，最终毁了这桩婚姻。

三、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虽然这句话政治不正确，但其实有讲究。

长征之后的毛泽东，从一个义愤填膺的屠龙少年，升级为睥睨苍穹的实际领袖，每天要考虑近万人的生死，以及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根本没功夫操心家中琐事。

现实地位决定了他需要的另一半，不再是那个并肩作战的战友，而是一个能处理家庭琐事，让他舒心工作的妻子。

换句话说，家里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处理不好你自己找问题，千万别来烦我，包括你也不要闹脾气。

总之就是以大局为重，女人的小性子要藏起来。

但贺子珍显然做不到。

她的性格刚烈，红军时期就号称“女英雄”，再加上追随毛泽东多年，子女和弟弟都没了，估计心里会想：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都不来关心我，到底是怎么做丈夫的？”

毛泽东很无奈，家庭和国家哪个重要？你这是不考虑大局啊。

原本就心情抑郁，再加上在延安生活不顺，慢慢的，贺子珍的精神出问题了，经常和毛泽东吵架，激烈程度让警卫员都害怕。

到后来吵都不吵了，每次贺子珍挑起话题，毛泽东都用冷战应对，意思就是你说吧，看我理你不？

这样的夫妻，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刚刚结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受邀访问延安，想通过采访延安的人物和秘闻，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她在延安频繁接触毛泽东、朱德等高层人物。

而毛泽东也想通过美国记者的文字，发动一场舆论战，把中共和红军的理想宣传出去，一来洗清被国民党抹黑的阴影，二来吸引更多人参加革命。

于是，毛泽东对史沫特莱的邀请，总是有求必应。

有天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女翻译吴莉莉聊天，属于一种非常随性的采访，结果贺子珍顿时火冒三丈：“好啊，你不关心我，竟然撩别的女人。”

据曾志的回忆录说，贺子珍和史沫特莱还打了一架。

毛泽东也怒了，我正在工作，你怎么就不懂事呢。贺子珍不服气，俩人大吵一架。

1937年底，性格刚烈的贺子珍去了西安，准备转道上海治病，但那时抗战爆发，上海已经沦陷，她不能去上海了。

毛泽东写信，让她赶紧回延安，别闹了。

贺子珍不回。

再过段时间，贺子珍坐车去新疆，准备在新疆坐飞机去苏联，除了学习知识，再看看能否取出体内的弹片。

毛泽东又给她写信，劝她不要去苏联，有什么想法回延安再说。

贺子珍还是不回去。

1938年10月，贺子珍抵达莫斯科。原本以为只是一次冷战，在苏联缓2年再回去，贺子珍完全没有想到，此后20年，她再也没见到毛泽东。

而以为恢复单身的毛泽东，则找到了善解人意的李夫人。

那时的李夫人才25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在毛泽东面前不敢说重话，更别说吵架了，所以他们的生活挺和谐。

每次西方记者来家里采访，她简单介绍一下，尽到家庭女主人的义务，就站在一边不说话，等着采访结束送客。

没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她就学着做菜，原本李夫人不喜欢吃辣椒，但为了满足毛泽东的口味，她便经常做一些油炸辣椒，给毛泽东解馋。

有个苏联人回忆，他和毛泽东聊天喝酒，李夫人就在旁边剥花生，然后给留声机换唱片，尽好一个花瓶的义务。

可以说结婚前几年，李夫人就是毛泽东需要的人。

直到1948年，和毛泽东生活10年的李夫人恃宠而骄，早已不是以前娇滴滴的样子了，毛泽东和李银桥吐槽：

“哎，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

李银桥安慰他：“婚姻的事，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毛泽东点起一根烟继续吐槽：“我现在的身份，离婚不好，而且要胜利了，现在和她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他是怕人议论，进城就换老婆，以后没法打压其他人的歪风邪气。

结了两次婚，到头来没一次是顺心的。

四、

1947年冬，贺子珍回国，分配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

她的父亲贺焕文于1938年去世，母亲无依无靠也去了延安，原本想和贺子珍一起生活，没想到她去了苏联，更加人生地不熟，还是毛泽东给养老送终的。

贺子珍大为感动，而且年近40岁，很多事也想明白了，当初那点破事算什么呢。

她主动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修养。我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毛泽东不方便给她回信，只给女儿李敏打电话，让她好好学习。

那意思就是，信收到了。

随后不久，贺怡把李敏送给毛泽东，并且说了一句话：“我是来给姐姐找地位的。”

她要的是妻子地位，但今时不同往日了，为了影响和大局，毛泽东都不愿意和李夫人离婚，又谈何复婚呢？

于是毛泽东亲自给贺子珍回信：“子珍，向您问好。望您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还是要她顾全大局。

经过这件事，贺子珍知道和毛泽东的缘分尽了，再也不多想，以后就努力生活吧。新中国成立后，她跟随部队南下，此后长居南方。

而贺怡为了寻找丢失的毛岸红，在路上遭遇车祸去世。

从此以后，贺子珍连个贴心的妹妹也没了。她这辈子过的惨极了，基本是在孤独阴郁中过去的。而这一切都和毛泽东有关系。

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日子过成这种样子，心里应该有恨才对啊，然后再找个人开始新生活。

贺子珍也不缺追求的人，但她却说：“我一生只爱过毛泽东，再也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他们再重逢已是59年。

那年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在没有转向批彭的时候，他让江西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水静，把定居南昌的贺子珍接到庐山，想见一面。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只有水静听到一句：“希望能一拍即合。”

短短7个字，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毛泽东极有可能想安排什么事情。

水静去南昌接到贺子珍，然后送上庐山，让她和毛泽东见面。

贺子珍见到毛泽东不停的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劝她：“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紧接着毛泽东叹口气，问贺子珍：“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那时候年轻气盛，只顾着冷战不考虑后果，现在年纪大了心肠软了，才知道当年多荒唐，于是贺子珍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贺子珍回到宾馆还处于兴奋状态，拉着水静不停的说话。

而毛泽东却自言自语：“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

他到底要安排什么事情，恐怕没人能知道了，但从年代来看，毛泽东又需要并肩作战的战友了，那种花瓶妻子，不再适合晚年的毛泽东了。

但那个女英雄已经战不动了。

正是从这两年起，他开始逐步指导李夫人政治上的事情，尤其是文化宣传方面。

遇到不错的文章，或者有见解的时政分析，他都转批给李夫人，让李夫人努力学习用心揣摩，直到他满意为止。

再过几年，李夫人便成了文宣领域的旗手。

五、

晚年的毛泽东，最在意政治遗产的传承。

他原本的打算是，让李夫人做文宣领域的旗手，拥有操控舆论的权力，而在那个年代，有了舆论权，相当于有了国家大政的否定权。

至于执政权，毛泽东准备交给别人。

这种安排其实挺保险的，接手执政权的人有能力，可以保证国家稳步发展，有否定权的李夫人是亲人，可以确保毛泽东的遗产不变样。

谁知道，毛泽东苦心孤诣的安排，李夫人竟然领会不到，反而拉帮结派去争执政权，结果把人都得罪遍了。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做事公正不要搞帮派。言外之意便是，做好守门人，保住否定权，不要想其他的了，你们没那本事。

他们不听，到处煽风点火，估计毛泽东也在心里骂，烂泥扶不上墙。

曾经让中年毛泽东满意的婚姻，最终也让他尝到苦果。

而贺子珍自59年重逢后，再见面已是79年的“毛主席纪念堂”，她坐在轮椅上绕水晶棺走了两圈，并且在坐像前送上准备好的花圈，落款是：

战友贺子珍。

出门的时候，贺子珍看到写在墙上的《七律·长征》，这是毛泽东44年前写的诗，他对这首诗非常满意，亲自读给贺子珍听。

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还是夫妻。

44年如过眼云烟，回首一生，贺子珍的得意和失意，都是毛泽东给的。

虽然在毛泽东需要贺子珍的时候，她都没有让毛泽东满意，但是对于贺子珍而言，战场上的女英雄，未必是婚姻里的女英雄。

能和毛泽东在一起，恐怕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就像唐人韦庄在《思帝乡》里说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